中国改革开放37年中,国民经济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长周期。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9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2007年上升到14.2%,到2015年GDP增长下滑到6.9%(下行仍在过程中),为第三个长周期。
正是在这一周期中,中国经济“超级繁荣”,逐年赶超“工业七国”(可以说超美国,只是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据IMF(**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美国由1998年的48.7%降到2014年的20.5%,中国由1998年的15.96%上升到35.9%。在这一周期中,中美两国的贡献度几乎颠倒过来。
也正是在这一“超级繁荣”的背后,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工生存问题,房地产泡沫,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与**债务*高,金融系统性风险集聚,经济已不可持续;生态全面破坏;官场**严重,社会伦理被冲击……中国又一次到了“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境地。
从纯经济角度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过“超级繁荣”,现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老大(美国)危机一下,我们就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趋势了?为什么曾经增长中的兴奋、欢笑,似乎顿时收敛,一下子进入要强调信心,不能沮丧、不能唱空的情景?这里,肯定有经验,更是有沉痛的教训。尽管历史不会重演,但如果认真研究这一期间政策制度的演变、决策的过程、学者的不同声音,不是也许,而是肯定对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大有益处的。人类社会就是在历经这样持续不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思、总结中,才得到延续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