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主要作品

王逸，东汉**文学家，《楚辞章句》作者。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参加编修《东观汉纪》，尤擅长文学，所著赋、诔、书、论及杂文21篇，又做《汉诗》123篇，后人将其整理成集，名为《王逸集》，多已亡佚，唯有《楚辞章句》一种完整地流传下来了。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后汉书》卷八十上 文苑列传有载。)哀悼屈原之作《九思》，存于《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王叔师集》。《九思》写作时间在汉顺帝时，创作目的，王逸说：“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禅其辞。” 《九思》在艺术上，善于运用比喻和象征的表现手法，深化主题，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楚辞章句》

《楚辞章句》，大约成书于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左右。该书既保存了屈宋及**的楚辞作品，也是《楚辞》*早的完整注本，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楚辞章句》是对《楚辞》的一种注释。而《楚辞》一书是经过战国到东汉较长历史时期中经多人之手陆续编纂成的。景、武二帝之世，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辑《楚辞》影响较大，成为当时较流行的本子，奠定了《楚辞》一书的基础。元、成二帝之世，经刘向之手增补定型，共为16篇，成为总集之祖。16篇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以上为屈原所作)、《九辩》(宋玉)、《招魂》(屈原作，王逸谓宋玉作)、《大招》(王逸谓屈作，或言景差作)、《惜誓》(贾谊)、《招隐士》(淮南小山)、《七谏》(东方朔)、《哀时命》(严忌)、《九怀》(王褒)、《九叹》(刘向)。王逸以刘向所编定的这一16卷本《楚辞》为底本进行注释，名曰《楚辞章句》。现存《楚辞章句》有17卷，多出王逸作的《九思》1卷，或云王逸本人所增;或谓其子王延寿所为;或说他人所补，而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王逸作《楚辞章句》，先在每篇作品前加上小序，以考其作者和创作时间，简释题意和阐述作者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对每篇作品逐句作注，着重词汇的解释。王注保存了不少汉代的旧说，对《楚辞》中的方言土语亦多能指释。《九章·抽思》以下的诸篇注文，往往隔句用韵，对古韵研究亦颇有价值。王逸以经学思想评论屈原作品，把“讽谏”看做是屈原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据《楚辞章句叙》和《九思叙》所记，王逸之所以作此书，主要是读《楚辞》而伤愍屈厚;又因屈原死后，忠臣贤士读屈作而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还因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更是因为不满于班固对屈原与《离骚》的评价。

在楚辞热中，从贾谊到司马迁，对屈原和楚辞，都给予了**的评价。不过，由于他们处于**大一统的时代，则对屈原的处世态度提出过异议。贾谊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赋》);司马迁也说“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都出入怜惜的口吻。到了两汉之际，杨雄、班固则一反常态，否定屈原精神，尤以班固为甚。

班固虽称屈作“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称屈原为“妙才”。但他对屈原精神则全盘否定。王逸在《离骚章句叙》中曾针锋相对地批驳班固，他指出“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竟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屈原)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并认为屈原的“怨”、“刺”与《诗经》“怨主刺上”同类。符合儒家经义。班固认为《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不合“经义”。王逸举《诗经》相类之例，指出《离骚》是“依托五经以立义”。认为符合“经义”。

总之，班固以“经义”否定屈原精神，王逸则以“经义”维护屈原精神。交锋是很尖锐的。但正是这种论争，以及王逸发愤所著《楚辞章句》，使屈原精神更加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