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
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
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的剥夺。
“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作者生活的时代,政***,已走上亡隋的老路,对于历史的鉴戒,一般人的感觉已很迟钝了,而作者却有意重提这一教训,意味深长。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