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著名人物李先念之中央工作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工作。9月，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陈云**经济建设。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副总理。

10月，他兼任***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他主张国家财政必须******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包括156项在内的****建设的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改造高潮中，他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农村要发挥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的作用，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以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

他还建议改善财务管理，调整国家和企业、**和地方的关系，改变**管得过多、过细的作法和过分集中的体制，适当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56年，他支持***、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适当收缩”的方针。1957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他还是九届至十二届的**政治局委员。1958年批判反冒进，他也受到了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六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他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作用。1962年4月，李先念任**财经小组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的努力处理***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总理的一些负担。1968年他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厂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的**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的建设和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从外国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他积极支持建设远洋船队。他还参加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接待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为恢复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革”后期，他积极协助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特别是抓紧了对铁路、钢铁、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先念被迫“休息”。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