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房价持续上涨的结构性体制性根源

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旺盛的住房需求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推高房价的主要因素。从行为模式角度看，很多地方**收入一半左右来源于土地收入。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一些地方**在“招拍挂”过程中，有意采用“挤牙膏”式供地模式，从而推高房价和地价，成为导致房地产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城市化布局失衡，导致土地错配和低效率使用，形成房地产供给的人为约束。在高度计划、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我国的城市化布局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行政干预扮演重要角色。全国均衡、分级管理、逐层落实的发展模式，难免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既无法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用地需求，又妨碍产业集群形成和城市化健康发展。

正如库兹涅茨(Kuznets)所指出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我国东部地区、沿江地区在城市化、工业化上具有得天*厚的优势，城市化、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居住用地工业用地需求旺盛。但是，**对土地的计划控制使得土地利用未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紧凑发展居民住房，城市群建设远落后于人口流动的实际需求，抑制了城市化发展。在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的国策下，目前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无法跨区域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及沿江地区的土地本应更多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不是用于农业耕地，结果实际闲置或荒废了，既没有也无法真正用于农业耕地。

另一方面，行政手段干预过多，导致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配置失衡。**上，大城市在土地利用结构上多以居住用地为主。纽约和东京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4%和73%，工业用地占比分别为3.9%和5.1%;而北京、广州和深圳居住用地占比分别为28%、29%和26%，工业用地占比分别为22%、32%和36%。鉴于工业用地的地价远远低于居住用地的地价，这种地价二元结构背后，实际上是居民部门对于企业部门的补贴和价值转移，住房价格的持续上升也就难以避免。